1963年的2月14号这天，在山西文水县的云周西村，村里头热闹不起来，反而透着一股严肃劲，那么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很简单就在那天有一场公审大会马上就要开了，此事至关重要。
要说这公审大会的关键人物，就是那个出卖了刘胡兰的叛徒石五则。这时候的他，已经在看守所里待了三年多，日子过得提心吊胆，没一天踏实的。
后来听当年办这个案子的人回忆，就在要行刑的前几天，有天半夜里，石五则突然跟疯了似的拉住看守，凑到人家耳边，压着声音絮絮叨叨说了几句悄悄话，那模样，又紧张又害怕。
也就是这几句话，把藏了十几年的秘密给捅破了，1947年1月12号那天，敌人突然来村里抓人，当时全村人都纳闷，觉得是敌人太狡猾，才摸清了底细，可谁也没想到，那份抓人名单，竟是石五则亲手递出去的。
他就像一颗藏在村里的毒钉子，藏了这么多年，没人发现，却干着最伤天害理的事。
1947年刚开春之时，山西文水县的云周西村刚办完土改，村里人的心思还没完全安定下来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就在1月8号这天，阎锡山的部队突然杀了个措手不及，没打招呼就折了回来，一进村就抓走了四个人。这四个人分别是石三槐、石六儿、张生儿，还有村里农会的秘书石五则。
先说石三槐和石六儿，这俩都是硬气到骨子里的汉子，敌人把他们打得浑身是伤、血肉模糊，疼得直抽抽，可他们硬是咬紧牙关，一个字的秘密都没透露给敌人。
可等轮到石五则被带进审讯室，没熬多久就撑不住了，把知道的事儿全说了出来。村里谁是共产党员、谁帮武工队送过消息、谁替组织藏过枪支弹药……他说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比家里记的账本还要详细。而最要命的一句，就是他亲口跟敌人交代：“刘胡兰，也是他们一伙的。”
也就过了四天功夫，那些敌人又杀回来了，这次的行动，简直准得邪乎，就跟提前摸清了所有底细一样。他们分了三路，一路包一路，直奔着目标就去了，没一点多余的动作。刘胡兰、张年成、石世辉他们五个人，硬生生被人从家里拽了出来，连穿件厚衣服的功夫都没有，之后又被跟之前关起来的四个人凑到一起，押着往村南头的大庙跟前走。
等大伙儿到了地方才发现，那三口铡刀早就摆得整整齐齐，太阳一照，那寒光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，看着就心里发慌。村里的老百姓被敌人逼着都出来围观，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喘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，手心全是汗，谁都知道，接下来要发生不好的事了。
就在这让人窒息的时候，石三槐朝着围观的乡亲们大声喊了一句：“我们的死……”这话还没说完呢，站在敌人队伍里的石五则，居然抄起旁边一根木棍，对着石三槐的后脑勺就狠狠砸了下去！如此做法显然是有猫腻。石三槐连哼都没哼一声，当场就倒在地上，昏死了过去，紧接着就被敌人拖到了铡刀底下……
紧接着，石六儿、张年成、石世辉、刘树山，一个都没逃过，就连71岁的陈树荣老人，敌人也没半点手下留情。不一会儿，六具尸体就横躺在大庙跟前，鲜血顺着地上的土缝往下渗，把好好的黄土地，都染成了暗红色，看着触目惊心。
轮到刘胡兰面对敌人时，敌人先是假意哄劝，见软的行不通，又开始凶狠威逼，逼着她交代：“快老实说！还有哪些人和你一起做事？”
刘胡兰神情格外冷淡，只淡淡回了句：“从头到尾就只有我自己。”
敌人又拿出金银财宝想收买诱惑她，刘胡兰压根不为所动，眼皮都懒得抬，语气铿锵又坚定：“就算送我一尊纯金人像，我也绝不会背叛同志、出卖战友。”
话音刚落，她从容抬手整理了一下头上的白毛巾，迈着沉稳的步子，不慌不忙走到铡刀旁边，坦然躺了下去。谁能想到，这位英勇无畏的姑娘，牺牲的时候才刚刚十五岁。
可当时在场的大伙儿，心里都藏着一个大大的疑问：敌人怎么就能精准地找到要抓的人？他们的行动，怎么就跟装了导航似的，一点都不跑偏？
其实啊，当天就有人看出不对劲了。同一天被抓的那四个人里，石三槐和石六儿是被人用绳子拖着回来的，浑身上下全是血，衣服也被撕得稀烂，看着就遭了大罪；可石五则和张生儿呢，却走得稳稳当当，衣服干干净净的，脸上别说伤口了，连一道划痕都没有。这么明显的差别，只要是眼睛不瞎的人，都能看出来不对劲。可那时候是什么年代啊，谁又敢多嘴？谁又敢去质疑所谓的“自己人”呢？
要说最让人膈应、最恶心的，还得是解放之后的事儿。那个石五则，不光没被算旧账、受惩罚，反倒天天到处装可怜，逢人就哭哭啼啼，说自己有多冤，受了多大的委屈。
他还特意跑到石三槐家，装出一副好心肠的样子，假情假义地跟人家说：“当初我打他那一棍子，真不是故意害他，就是想着让他能少遭点罪，别那么痛苦。”可转头呢，他就背地里偷偷嚼舌根、放闲话，跟别人说：“你们都搞错了，真正给敌人告密的，其实是石三槐本人！”
你说这人坏不坏，这招贼喊捉贼玩得也太溜了，心又阴又毒。就这么扯来扯去，时间久了，村里还真有不少人信了他的鬼话，就连石三槐烈士的家里人，都开始犯嘀咕、打问号：难不成，我们家三槐，真的叛变了？
上世纪50年代拍《刘胡兰》这部电影的时候，编剧可太离谱了，居然把石三槐写成了叛徒！在电影里，本来是个宁死都不肯低头的硬汉子，硬生生被改成了出卖自己同志的内奸。英雄们生前为了大家抛头颅、洒热血，到了死后还要被人泼脏水、背黑锅，这哪里是在纪念烈士啊？说白了，这跟再杀他一次没什么区别。
再说石五则，他当初为啥要背叛呢？真不能简单用“胆子小、怕死”这四个字就概括过去。时间回到1946年，那时候正在搞土改，石五则当时是农会的秘书，他偷偷包庇了一个姓段的地主寡妇，这事最后被刘胡兰当众给指出来了。组织上一调查，就把他的农会秘书职务给撤了，连党员身份也给取消了。
在那个年代，这等于彻底“社死”，没了权力，没了地位，连说话都没人听了。他心里恨啊！眼看自己从“管事的”变成“边缘人”，干脆一咬牙，投靠了阎军特务，搭上了“奋斗复仇队”的线，成了敌人安插在村里的“眼睛”。
解放初期，上面也审查过他，但他嘴硬得很，加上当时局势混乱，竟让他蒙混过关。1951年镇反运动，杀害刘胡兰的主犯张全宝、侯雨寅一个个被枪毙，石五则却还在村里晃悠，甚至以“老革命”自居，逢人就说自己“受了委屈”。
1952年冬天，湖南永顺县的一个礼堂里，正在放映电影《刘胡兰》。台下坐着一位叫陈德邻的干部，他是云周西村人，更是石三槐的亲外甥。看到银幕上三舅被演成叛徒，他整个人都懵了，手心全是汗：“我三舅是被铡死的！怎么可能告密？”他清楚记得，1947年那天，三舅被抓走时眼神坚定如铁，回来时却只剩一具冰冷的尸体。
从那天起，陈德邻就跟这事杠上了。他先写信质问编剧：“谁告诉你石三槐是叛徒的？”对方回信：“是你八叔和大舅母提供的材料。”他立刻找这两人对质，对方一开始支支吾吾，最后才吞吞吐吐承认：“是石五则说的……”
这一下，陈德邻心里猛地一沉，咯噔一下就反应过来，原来问题的关键在这啊！他跟个侦探似的，一户一户地去找当年知道内情的人。后来还真让他找到了张生儿，就是当年跟石五则一块儿被敌人抓起来，最后还活着回来的那个人。张生儿一开始压根不敢多说一个字，憋了好一阵子，实在受不了良心上的煎熬，才压低声音跟他说：“1月8号那天在大象村，敌人先审问石三槐和石六儿，把他俩打得都没法开口说话了。”
接着叫走石五则，没多久又把我叫进去，说‘石五则说了你没问题，你俩好好配合’……”
要说最为关键的证词，还需看石六儿的妹妹石玉贞。她的陈述亦极为重要，毫不夸张的说，起着关键性的作用。她回忆道，1月12号一大早，她拎着饭去牢房给哥哥送吃的，隔着牢房的窗户，石六儿只来得及跟她说了一句话：“我跟三爷那儿，啥都没吐露，倒是五爷，把所有事儿都招了。”没等过几个钟头，她哥哥就被铡刀处决了。
把这些零碎的线索凑到一块儿，事情的真相就再也藏不住了。陈德邻一笔一划整理了八份申诉材料，分别寄给了省里、华北局、全国青联这些地方……只不过，那些寄出去的信，就跟扔到大海里的泥牛似的，一点儿回音都没有，似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但陈德邻没泄气，一封接一封地写，就这么查着、申诉着，一熬就是七年。
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到了1959年6月，山西省委副书记郑林到云周西村检查工作，这下子机会终于来了。当他听说石五则还照样逍遥法外、没受到任何处罚时，当场就拍了桌子，气得不行：“陈德邻一个远在湖南当干部的人，都拼着命反映这事儿，你们就在本地，天天守着，居然装糊涂、当没看见？！”这句话就跟一声炸雷似的，一下子点醒了所有人，这个案子也终于得以重新调查。
同年9月，石五则被捕。面对堆积如山的证据，他心理防线彻底崩塌，全盘交代：是他出卖了刘胡兰等七位烈士，是他向敌人提供名单，是他亲手打晕石三槐，是他为了保命背叛了信仰。
1963年的2月14号，云周西村可热闹坏了，村里要开公审大会，消息跟长了翅膀似的，传得飞快。不光咱村的老少爷们、大娘大婶全都凑了过来，连周边十里八乡的乡亲，也都特意赶过来瞧热闹，把会场围得严严实实的。
当时石五则被人押着走上台，自始至终都耷拉着脑袋，一句话也没敢说。等审判人员宣布他死刑的判决之后，他就被带到了刘胡兰烈士的墓前。随着一声枪响，这个靠撒谎骗了十六年的人，终于结束了他的一生。
据说行刑前夜，他拉住看守，声音颤抖：“是我干的……”这句迟来的忏悔，或许是他良心最后的挣扎，也终于为那些蒙冤的烈士洗清了污名。
如今提起这段历史，心里也是五味杂陈。气的是，有些人为了私利，竟能把刀捅向最信任自己的同志；敬的是，像陈德邻这样的人，哪怕远隔千里，哪怕时隔多年，也要为亲人讨一个清白。他不是为了报仇，而是为了真相。不是为了私怨，而是为了公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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